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啥？ (我国国家治理体系是一整套什么的国家制度)

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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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

国家治理能力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善于运用制度和法律治理国家，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

二、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什么？

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解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

依法治国就是依照体现人民意志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法律治理国家，而不是依照个人意志、主张治理国家；要求国家的政治、经济运作、社会各方面的活动统统依照法律进行，而不受任何个人意志的干预、阻碍或破坏。

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国家制度的什么？

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

四、怎样理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意味着推进生态治理现代化有两重战略意义：

　　1、有助于改善生态环境状况，促进经济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协同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

　　2、有利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树立绿色发展理念，以绿色创新为发展动力。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治理秉承现代化的生态观，要求转变发展动力，改变传统的依靠资源、资本、劳动扩张来发展经济的外生发展模式，以创新作为新的经济增长引擎，尤其是发挥绿色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绿色创新需要从理念和路径等多方位全面着手，树立创新的绿色理念，坚持“把良好生态环境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绿色创新可以通过开发绿色产品，引进和创造绿色技术，开拓绿色消费市场，采用绿色资源，升级绿色管理制度、构建完善绿色金融体系等方式，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率，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经济发展。

二、 构建以法律为基础的生态治理体系。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完善的法律体系可以明晰生态治理主体的权责，提高生态治理的认可度，保障生态治理体系的运行。因此，需要以生态环境产权制度为切入点，健全和完善生态环境保护、自然资源保护、污染防治、能源安全等重要领域的立法，完善循环经济、可再生能源等领域的生态协同性法律。同时，还要完善监督管理体制和问责机制，引进企业、公民、社会组织参与生态治理，形成全方位、多维度的生态治理制度体系。

三、不断提高生态治理能力。

　　生态治理现代化，关键在于生态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高生态治理能力水平：

　　1、要加强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领导，充分发挥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切实做到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并在治理过程中引入监督机制，保证治理行为本身符合相关法律规范。

　　2、要将地方政府竞争引导至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方向，通过提高地方政府治理环境的收益支出比，引入生态政绩考核，执行地区内统一的环保标准等把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各地经济发展的真实竞争力，使得生态治理成为地方政府的常规性工作，从应急转向常态，切实保障治理本身的不断进行。

　　3、要不断加强绿色发展执法保障能力。一系列的生态法律，只有得到切实的执行，才能发挥有效作用，这不仅仅意味着要按照相关法律办事，而且意味着一旦出现违法行为，必须受到法律的制裁，在认识得到统一，法律制定完善之后，执行力就决定着治理的实际效果，因此，加强生态执法对于生态治理现代化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意义。

　　4、要建立综合完善的生态环境评估指标，对治理结果进行第三方评估。从治理结果来看，生态治理能力的提高必须体现为生态环境的改善，这也是对治理过程的最终检验。因此，在生态治理中要坚持结果导向思维，发挥智库第三方评估的作用。第三方评估在生态治理中具有独特的作用，他们的参与是推动生态治理过程不断完善，生态治理能力不断提高的重要保证。

四、 促进生态治理实践与科学技术的深度融合。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技术就是改造自然之“器”。生态治理现代化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支撑，推进生态治理领域的科学研究，利用被证实的研究成果指导治理实践，坚持一切治理从实际出发，就能防止盲目治理，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因此，需要重视科学技术与生态治理融合，提升改造自然，进而与自然协调发展的能力。能源和通信技术的革新与结合，在人类经济转型过程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当前，我们正处在可再生能源与互联网信息技术相结合的新时代，大力发展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等智能技术，不仅对生态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从长远来看，也是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

五、推进多元化主体协同共治。

　　西方的经验和历史的教训证明，仅仅依靠政府进行生态治理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多元化主体参与式治理已经逐渐成为社会各界的广泛共识。鼓励多元主体参与生态治理，重点在于不断提高公民的生态意识，让公民正确把握生态治理的方向，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共识的基础上，促进多元化主体协同共治。

　　生态治理中的主体包括国家、企业、公民、各类社会组织等，其中国家作为主导，制定治理的政策，保证政策的贯彻落实；同时也要引导企业、公民、社会组织参与生态治理的决策，对治理过程进行监督，对治理绩效进行客观评价。

五、什么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全面深化改革而提出的总目标之一，是立足于中国实践与国情而提出的自身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

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

六、古代治理体系的特色与影响？

第一，中国古代的治理之道重视以民为本。

在研究中国古代王朝的发展和更替时不难发现，中国古代凡是强盛和开明的王朝，基本上都是重视“以民为本”的，文帝景帝时的“文景之治”，隋文帝时的“开皇之治”，李世民时的“贞观之治”，李隆基前期的“开元之治”等，都是重视惠民政策，关注民生状况的。

中国古代很早就有比较明确的民本观念。《尚书》所坚持一个基本理念就是强调：“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孟子在总结国家兴亡的经验时分析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于是，孟子得出儒家治国的基本理念，他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离娄上》）这是先秦诸子最为明确的关于治国的基本要领。这一“民贵君轻”的理念影响了中国古代长时期的治国方略，成了历代明智君王管理国家必须坚持的一个基本原则。而这一原则到了唐代，便演化为魏征、李世民关于“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君民关系理论，是形象而深刻地阐明了“以民为本”的治理理念。

其实，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很早就知道国家治理必须以富民为本，早在春秋时期，管仲在论述国家治理方略时就强调：“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管子·治国》）在那么早的时期就明确提出治国必先富民的治理理念，这是很难得的。

七、全球治理体系和治理规则？

全球治理理论是顺应世界多极化趋势而提出的旨在对全球政治事务进行共同管理的理论。该理论最初由社会党国际前主席、国际发展委员会主席勃兰特于年在德国提出。年，位国际知名人士发起成立了“全球治理委员会”（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并由卡尔松和兰法尔任主席，该委员会于年发表了《天涯成比邻》（Our Global Neighborhood）的研究报告，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全球治理的概念、价值以及全球治理同全球安全、经济全球化、改革联合国和加强全世界法治的关系。

即维护国际社会正常秩序，实现人类普世价值的规则体系，包括用以调节国际关系和规范国际秩序的所有跨国性的原则、规范、标准、政策、协议、程序等。

八、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第一，《巴黎协定》采用“国家自主决定的贡献”机制以实现全面参与。“国家自主决定的贡献”就是各国根据各自经济和政治状况，自愿做出的减排承诺。从目前的情况看，《巴黎协定》在促进包容性和实现全面参与上的成功是空前的。不仅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也提出自己的减排承诺，已经有个缔约方提交了“国家自主决定的贡献”，接近全球排放的%。

第二，《巴黎协定》引入“以全球盘点为核心，以5年为周期”的更新机制。之前，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主要问题是缺乏更新机制，以致于每隔一段时间就需要启动新的谈判进程来更新各方承诺。《巴黎协定》规定自年起，每5年将对全球长期减排目标进行盘点，这将有助于各国政策的协调及同步加强。

第三，《巴黎协定》开启“自下而上”的行动模式。《巴黎协定》的新机制——“国家自主决定的贡献”，允许各国根据各自经济和政治状况自愿做出减排承诺，这种“自下而上”的行动机制有别于之前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自上而下”的方式。比如，《京都议定书》“自上而下”议定发达国家减排目标的方式导致部分发达国家不愿接受而退出，削弱了协定的效力。

九、世界气候治理体系？

第一，《巴黎协定》采用“国家自主决定的贡献”机制以实现全面参与。“国家自主决定的贡献”就是各国根据各自经济和政治状况，自愿做出的减排承诺。从目前的情况看，《巴黎协定》在促进包容性和实现全面参与上的成功是空前的。不仅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也提出自己的减排承诺，已经有个缔约方提交了“国家自主决定的贡献”，接近全球排放的%。

第二，《巴黎协定》引入“以全球盘点为核心，以5年为周期”的更新机制。之前，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主要问题是缺乏更新机制，以致于每隔一段时间就需要启动新的谈判进程来更新各方承诺。《巴黎协定》规定自年起，每5年将对全球长期减排目标进行盘点，这将有助于各国政策的协调及同步加强。

第三，《巴黎协定》开启“自下而上”的行动模式。《巴黎协定》的新机制——“国家自主决定的贡献”，允许各国根据各自经济和政治状况自愿做出减排承诺，这种“自下而上”的行动机制有别于之前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自上而下”的方式。比如，《京都议定书》“自上而下”议定发达国家减排目标的方式导致部分发达国家不愿接受而退出，削弱了协定的效力。

十、治理体系的含义？

金秋时节，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胜利举行。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这是完善和发展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纲领性文件。个人学习《决定》的心得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体现了四个重要特征。

第一，理论性。中国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治理体系。一个有效运行的制度体系，首先要有正确的理论进行指导。在国家治理体系的形成过程中，我们形成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是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思想内核。

第二，实践性。《决定》强调国家治理体系是植根中国大地的制度和治理体系。这就特别强调中国国家治理体系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的探索中、在不断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进程中丰富和发展的。《决定》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所具有的多方面显著优势。这些显著优势正是党和人民在治国理政实践过程中的经验体现。正是这些在实践中产生的优势，才推动国家治理体系不断走向发展和完善。

第三，传承性。《决定》强调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在治理体系中融入文化根基，使我们在构建国家治理体系的过程中，可以从更加全面和整体的视角来考虑。同时，中华文化特别强调从内部来根本性地实现问题的解决。深厚的文化根基使得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在发展中形成自身特色，并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在实践中进一步体现优越性。

第四，认同性。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实践中表现出多方面的显著优势。这些优势一方面会转化为内部的认同，同时也会逐步在国际社会中产生巨大影响。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就需要把这些优势通过学术的方式阐释和传播出去，逐步理论化，并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实践提供参考。对国家治理体系的认同，一方面可以增加人民对制度的认可，另一方面也会增加国际社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解和接受。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深刻理解国家治理体系的这些特征，充分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和优越性，坚定制度自信，是全党全社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也越来越得到人民的认同以及国际社会的认可。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也会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